即使是在同一个文化区域内，因为地域、风俗等的不同，不同区域内的木雕造像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风格。以下所谈的是以造像为主，但是因为家具造像与造像同属古时所谓的“小木作”，所以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以下是根据收藏实践和研究总结出的木雕造像各主流地区的风格特点。

闽工造像无论艺术造诣还是漆质用料的精美度，都是南方造像中极好的。据说古时，在京做官的一些福建人，请宫廷造像师在当地雕刻佛像，于是南派和北派就在此地切磋交融，取长补短，形成独有的闽工特色。

因为制作造像之风的兴旺，也使福建不同的区域产生不同的流派，每个流派从制作工艺的步骤和用漆用料都有所不同，其中较闻名的是沙县工艺和永春工艺两个流派，而沙县工则是闽工之最。

闽工造像拥有南方的精细又不失北方的神韵，种类多样，题材甚广，每尊的表现方式都有独到之处，甚少雷同，即便是在某些程式化的造像中也不乏独特的创意和想象，其中观音造型的创作最多，呈现出来的造型很有艺术美感。

闽工造像刀工细腻而不显繁琐，且注重人体比例的合理性，擅于用生动的姿态来表现人物。

精美的闽工造像常见的漆线雕花边工艺也是一大特点，这些漆线雕以各种花卉图案和卷草纹，与流畅的衣纹完美结合，以精细的工艺表现出造像的神韵。

江浙工佛像开脸一般比较甜美、脸庞丰腴，显得比较年轻，但稍欠多样性。躯体部分用衣纹线条层次感来显示工艺的精湛，华丽非常。皮壳打磨较好，漆质用料上乘，多喜外上金漆内披朱红大漆，立像比较多见，也许是因为立姿能为这种表现手法提供更多的发挥空间。

江浙造像工艺从古至今历来有名，这也是因为宋元明清以来江浙地区经济富饶，推崇宗教，大兴寺庙，因而不乏精品。明清时期，江浙地区尤其兴盛，至今还有不少寺庙的老造像保存下来，比如杭州灵隐寺、苏州西园寺。因为其作品精湛、人才辈出，宫廷的汉传造像师中就有一支来自江浙。

杭州灵隐寺所藏韦驮像负有盛名，是典型的江浙一带工艺。韦驮开相比其他地区更俊美，富有亲和力，铠甲雕刻细致规整，注重盔甲的力度和衣纹柔美的结合。

众所周知，宫廷造像以铜造像为多，相比之下，木造像的塑造仍有其材质上先天的优势，雕刻师的雕刻手法以及对造像身躯和衣褶线条细节的表达可以不受铸造工艺的限制，显得格外灵动流畅，使作者的艺术水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京工造像呈现多元化风格，总的分为汉传和汉藏结合两个体系。从元代开始，宫廷就有邀请尼泊尔工匠来制作佛像的范例，洪武时期有短暂的中断，永宣大力盛行，直到清代。因此几个朝代的交汇融合使宫廷造像吸取了尼泊尔造像的风格。我国西藏、蒙古造像身段优美，加上汉传造像的内敛、神圣气质，进而形成自己独有的汉藏造像风格。汉传风格则吸收了江浙、福建、山西这几个地区的工艺特点，取其精华融合于一体。

总之，京工造像比较规整，造型变化不多，这与宫廷有着严格的佛像制式有关，且比例和身躯的处理协调到位，开相庄严肃穆，衣褶线条繁复且如身穿丝绸般流畅柔软，艺术造诣和观赏价值颇高。

山西工是木雕造像的鼻祖，北方造像的代表。如中外的某些顶尖博物馆所藏宋代水月观音就是产自山西。现在的造像馆有“无宋木不成馆”一说，“宋木”就是指山西的宋代木造像。当时很多皇家寺庙建于山西，非常盛行，而宋代推崇用木质雕刻佛像，所以木造像得到了大力发展，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各代。

山西造像现在能见到的多为明代，元或以前的造像存世不多。整体上说，造型不多变，有章可循。造像开脸大气，表情庄严肃穆，线条简约朴素，刀法有力，注重以简练的线条来表现，留给鉴赏者以更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由于该地区气候较干燥的原因，包浆上较显古朴，干净利落，彩绘保存完好者甚少。

川湘工指四川和湖南造像，是木造像的两大地区。两个地区造像同时融合北方和南方的风格，题材多样，种类丰富，产量较高，工艺水平比起其他派系稍显参差不齐，也因地处内陆，较少与其他地区融合，自成一派系。

选材比较贴近生活，当地民间百姓多有供奉，很富有民俗趣味。常见不同时期的包浆同时存在，但脱落程度不同，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斑驳感，当中也不乏一些精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