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视频搜索第三波互联网浪潮的两个最大特征：监管和政策，以及心态和伙伴关系。而在第三波互联网浪潮中，硅谷，不会再像以前那么重要。
这两年中国互联网圈子一直在讨论用户下沉和产业下沉。但其实，美国互联网圈子也在讨论“变化”，因为他们也在变，而且变得很厉害。全球似乎正进入到第三波互联网浪潮中，而这一波的特征，与前两波完全不同。
这是美国著名投资者和企业家Steve Case提出的一个理论框架。我刚刚看完他和亿万富翁Mark Cuban的一个访谈，真是有趣，两个美国投资者在讨论的问题，中国大地上也在发生。我将先抛出Steve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
“现在我们正经历的这一波浪潮，监管和政策将变得更重要。并且，你需要有不同的心态，因为你的整个‘伙伴关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以中国为例。
前两天，我给一个很久没联系的朋友打电话。他以前在互联网圈子，现在到了医疗科技。他和我说：“以前都看美国，因为互联网项目可以抄啊。现在呢？比如说我在美国做医疗的朋友想来中国，可是一看，全不能做，因为两个国家的政策完全不同。”
另一些案例是：那些从科技切入到造车或医疗领域的企业家。容易吗？真不容易，因为整个伙伴关系变了，你得与以前圈子完全不一样的人打交道，并用完全不同的沟通方式去沟通协调。
而这也就决定了：硅谷信念的无效。
因为硅谷的信念，本质上是认为：无知是一种竞争优势，天真是一种竞争优势。就像当年的PayPal，几个大男人，对信用卡行业一无所知，这种无知带来了新的想法。可是，如果你对医疗一无所知，你能获得你想要的伙伴关系吗？你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一堆的监管问题。
这就是第三波互联网浪潮的两个最大特征：监管和政策，以及心态和伙伴关系。还有Steve的另一个结论：
硅谷，不会再像以前那么重要。
下面让我们开始，来看看Steve Case思想框架中的这三波浪潮。
第一波，发生在1985-1999年间。这一波的主题是：建立网络世界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随后的15年（2000-2015），整个美国互联网圈子就在干一件事——“连接”：把所有人连到网上；把所有人连起来；以及，把所有人连到任何地方。软件和App，是第二波的主题。
这个时期，主角是谷歌（连接信息）、亚马逊和eBay（连接物品）、Facebook（连接人）。不久之后，苹果推出iPhone，谷歌推出安卓，当每个人的口袋都有了超级电脑，移动经济爆发了，全世界有了数百万个App。而这些融合，都加强了第二波浪潮。
2014年底，硅谷顶级早期投资机构之一Andreessen Horowitz发布一份PPT，标题是“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而在PPT里，紧接着这句话的下一句是：Tech outgrows the tech industry。A16z指出：软件正在吃掉全世界，科技业自身，已经容纳不了技术发展的张力。
第三波浪潮随后应运而生，创新开始“螺旋式下沉”。
与腾讯提出产业互联网十分相似，自2016年开始的这一波，美国的企业家们开始挑战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行业，包括：交通、医疗、教育、食品等等。
这一波的主题，是技术开始无缝地整合世界。另外，“互联网公司”也不再是其中唯一玩家。实际上，它变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很多产品都需要“互联网化”，但是这些产品，并不是由互联网所定义。
Steve用四个关键性指标，对这三波浪潮进行了非常直观的对比。请看下图：
关键硬件？
第一波：PC
第二波：智能手机
第三波：传感器
核心风险？
第一波：技术
第二波：市场
第三波：伙伴关系和政策
驱动力？
第一波：人才、产品、平台、伙伴关系、政策、毅力
第二波：人才、产品、平台
第三波：人才、产品、平台、伙伴关系、政策、毅力
但对投资者来说，更具价值的对比，是在对主要公司地理位置的分布对比上。
因为它将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在第三波浪潮中，找到未来10-20年回报最大的一些投资”？
有意思的是，和大部分人的认知不同：硅谷，其实不是美国第一波浪潮的中心。
PC和网络早期的硅谷，实际上只真正拥有两家公司：惠普和苹果。而其它的公司，像微软，在Albuquerque（后来才搬到西雅图）；IBM的PC业务，在Boca Raton；AOL在华盛顿DC；Sprint在堪萨斯城；大调制公司Hayes在亚特兰大；在线服务公司CompuServe，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等等。
硅谷实际上是在第二波——“软件和App”浪潮时，才真正崛起，并达到了支配性地位。
“在第一波浪潮中，硅谷不是。我相信在第三波中，硅谷也不会是中心。”Steve说。因为：
第三波所需要的垂直领域的相关专业知识和人（伙伴关系），不在硅谷。比如医疗保健，斯坦福大学当然很棒，但是，德克萨斯州的MD安德森研究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诊所，以及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都是美国的医疗中心。而农业科技方面，大公司是孟山都公司，其总部设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圣路易斯。
甚至像Uber，其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研究和技术，大部分也在匹兹堡完成。Magic Leap则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科技公司之一，它想用人人都可以轻便佩戴的AR眼镜干掉智能手机，它从阿里巴巴、谷歌等各大科技公司和投资机构处募集了20多亿美金。它在佛罗里达州。
这就是Steve理论体系里的“其余部分的崛起”。他认为：这种势头，将在未来十年内继续增强。
不过，尽管Steve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但美国的风险投资，不是这样“分布式”存在的。
实际上：2018年，整个美国75%的风险资金，都只流向了三个州：加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其它47个州，瓜分剩下的25%。
以及：前三个州拿到的75%，又大部分都流向了加州。实际上2018年，一个加州，拿到了全美国50%以上的风险资本，而其中的80%，又都流向了“北加州”。
美国的风险资金和企业家精神，高度集中在硅谷。
这就让”其余部分的崛起“成为了难题，因为：第一，如何确保在美国的各个城市提升企业家精神？第二，如何给到各地企业家风险资金支持？
有意思的是，差不多也是在2016年左右，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开始了全球性的扩张。
（我相信，后台很多投资者朋友已经在中国看到了这个趋势，因为我去年回国时，不少朋友和我讲到了他们的影响力投资项目）。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投资类型，旨在产生特定的有益于社会或环境及经济上的收益。是社会责任投资（SRI）的一个子集。
一般来说，传统理论认为：公司应该只关注利润，如果把社会福祉也加进来，可能会导致业绩不理想。但影响力投资改变了这种观点。
这部分，要归因于“千禧一代”投资者（1982-2000出生）的投资偏好。这代人作为投资者，与其他年龄段的投资者相比，更倾向于通过投资决策来创造积极的社会变革。甚至作为员工时，这代人也是，会为所工作公司的影响力积极工作，并将投资，视为展示他/她价值观的一种方式。
另一部分，则要归因于影响力投资被证明有效。沃顿商学院在2015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评估了53家私募股权基金，发现：影响力基金能够成功实现与目标回报一致的退出。
“第三波浪潮和影响力投资不是同一现象。但它们在时间上差不多，并且相互加强。”Steve说：“实际上，第三波浪潮里涌现出的一些紧急情况，就是影响力投资为何会从边缘创意，慢慢转为全球性趋势的原因之一。”
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影响力投资案例：
两位创始人，看到了改变向公立学校提供食物制度的机会。在此之前，这些学校的孩子，食品统一从一家大公司处采购，但这些孩子已经成为美国儿童肥胖率最高的一代。整整一代人，在年龄已经足够大，无法为自己做出健康的选择之前，就走上了慢性病的道路。这是一场肥胖危机。
为此，两位创始人开办了一家学校餐饮公司，相信通过技术，可能给孩子们提供他们负担得起、同时又真正喜欢的食品。他们也相信，可以通过再把食物分发到杂货店，来扩大对财务的承诺。
这个案例符合第三波浪潮涌现出的一些紧急情况，如技术开始无缝地整合世界，以及，非常不同领域的伙伴关系，也包括：与政府的关系。
事实上Steve认为，政府会在第三波浪潮里扮演非常重要的两个角色：第一，作为监管机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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