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是崩溃的，老婆竟和他搂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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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骨子里最惦记的女人永远是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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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上写有些两栖类动物会用舌头舔卵，或者是用舌头将卵移到植物体上，使其在阳光下曝晒孵化。读到这一段前，我从未想过舌头会和生殖行为发生关系。我们都知道，舌头和语言的关系。但对动物而言，舌头还有其他的用途，比如它也是捕猎的工具。
动物和舌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我们常用狗吠、狼嚎、狮吼等来形容动物的声音，说这就是他们的语言，只是我们无法辨识。相较之下，人类的语言复杂了许多。因为人类的语言极度要求准确，所以我们会说“咬文嚼字”，在咬和嚼的过程中，舌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舌头也和器物有关。我在研究美术史的过程中，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有一种舌头很长的动物图像，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动物。约莫在八零、九零年代，在湖南挖出一座高约一两米的木雕镇墓兽，有两个红绿灯般大的眼睛，中间拖了一条舌头至两脚之间，造型相当奇特。在春秋战国时代，都曾经大量出现吐舌的动物，其原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我相信这些吐舌动物图像应该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
在以前，小说不是主流文化，所以创作者可以用非主流的方式去谈生命里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不受监视与局限，比如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或者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都呈现一个天马行空、无法归类的世界。
当我开始写《舌头考》时，我走在街上，和人说话都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想观察每个人脸上那个黑幽幽的洞口中跳动的舌头。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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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
听“不同的声音”和听“听不懂的声音”，都是相当有趣的事。什么是“听不懂的声音”？举例而言，你听不懂布依人的话，当你置身在布依人的祭仪中，听到所有人都在用布依语交谈时，你会发现你听到的不是语言，而是音乐，是一种有逻辑结构的声音。
我在大龙峒长大，从小就有机会接触不同的语言。我家附近有一个眷村，里面的语言天南地北，每一家妈妈骂孩子的声音都不一样，当时我觉得语言的世界真精彩，虽然我听不懂。
第一次因为听不懂的语言感动，是在法国的时候。有一天，我听到房东的妈妈，一个宁波老太太，和一个法国人在说话，说话速度很快。我惊讶的发现，宁波老太太说宁波话，法国老太太说法文，两个人说了很久很久，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误会。
这是我第一次思考到，共同的语言是误会的开始。我们会和人吵架、觉得对方听不懂自己的心事，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我的一个学生嫁给日本人，夫妻间的对话很有趣，主要语言是英文，在对话中也会夹杂着一点点中文、一点点日文。我突然有点羡慕，每天看到报纸新闻上的攻讦、批判、叫嚣……好像都是因为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
使用同一种语言，为什么还会因为“听不懂”而产生误会？很多时候是因为不想听。当你预设立场对方一定会这么说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就决定不听了，对方说再多，都无法进入你的耳里。
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尽管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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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语言的儒家
我们会发现，学术界有一些外在的规矩，如同语言一般，流于形式。参加论文口试的人就会知道，老师所关心的往往是论文的索引、参考资料，而不是论文中你最引以为豪的创意。包括语言，变成一种外在的模式符号，其内在的本质完全被遗忘。
我们的儒家文化也不鼓励人们在语言上做精细修辞。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他认为一个语言太好、表情太丰富的人，通常是不仁的。因此我们小时候常常受到训诫：不能随便讲话。
在西方，语言训练从小开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国会议员说话时，常常会让人觉得叹为观止，然后纳闷：“怎么搞的？我们的委员怎么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相对的，孔子要求人的内在多于外在。如果有人讲话讲得很好听，就要进一步“观其行”，行为若不相符，他是无法接受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家都否定语言的重要性。公孙龙、惠施的“名家”学派，说的就是希腊人的逻辑学，如“白马非马”、“卵有毛”之类的寓言，都是名家学派发展出来对语言结构的讨论。
庄子的哲学里也有关于语言的讨论。庄子和好朋友惠施在河边看鱼，庄子说：“你看，鱼在水里游，多么快乐。”
但是惠施回答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如果你身旁有个如惠子一样的朋友，恐怕都不太敢讲话了。可是庄子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他依照惠子的逻辑推翻惠子的推论。
接下来的对话都是逻辑辩证，在儒家道统眼里是完全排斥、毫无意义的对话。儒家文化不讲究语言的精准性，它的语言更接近于诗的语言，是一种心灵上的感悟，把语言简化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状态。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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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局限性
人类的语言文字可以有两种极端的发展，一端是发展成为“诗”，另一端就是发展为法律条文。法律条文务求精密准确，以分明的条目来阻绝任何暧昧性。而中国语文则是最不精确的、最模糊的，但它非常美。
美常常是不准确的，准确往往不美，所以不会有人说《六法全书》很美，而有很多人认同《诗经》很美。
当我们以儒家为正统的文化主流时，语言必然会走向诗，而不是走向法律条文。
准确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吊诡，我们用各种方法使语言愈来愈准确，语言就散失了应有的弹性。再说，写文学作品，本来就在颠覆语言的各种可能性。
有人问，语言不是因为思想而生的吗？那么我们应该颠覆的是语言还是思想？
你看小孩子牙牙学语时，他要表达自己的意思是那么的困难，这是先有内容才有语言的形式。可是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语言已经流利到忘了背后有思想。我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叽里呱啦的说话，嘴巴一直动，我相信他的语言背后可以没有思想。
就像参加丧礼的时候，司仪朗诵奠文，我永远只听得懂前面某年某月某日和最后的呜呼哀哉，中间完全听不懂。可是那音调多么跌宕起伏、铿锵有力呀！这就是语言模式化的结果。他不在乎人们能否听懂，只要把它念完。
我们都应该让自己有机会从概念的语言逃开，检查自己的语言，使语言保持在“活水”的状态，语言便不会僵死。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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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颠覆
任何语言都需要被颠覆，然后才能重新整理，产生新的意义。宋代文学开始出现另一支系统——公案文学，何尝不是一场颠覆？
禅宗是一个不相信语言的教派，他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误会，所以最后不用语言也不用文字。把佛法大义变成一则一则的公案，以简单易懂的白话弘扬佛法。
五祖弘忍传衣钵给惠能的故事是对语言最精彩的颠覆。在众多接班人选中，神秀呼声最高，他写了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首偈传到厨房，让一个叫惠能的伙头师父听到，这个每天劈柴煮饭、不识字的文盲和尚，却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修行者若怕脏，修行的意义何在？
最后五祖将衣钵传给了惠能，也就是后来的六祖，在广东黄梅传教，成为新一派的禅宗——南宗。
南宗系统是由一个不识字的人发展出来的，无异是对唐朝正统文化的嘲笑。这么多人在架构一个语言、文字的体系，结果被一个劈柴师父所颠覆，并因为颠覆开创了新的格局。
惠能就是对语言文字产生的思辨性，使他对于语言、对于佛法的存在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始终能够回到自身去思考佛法是什么，语言是什么。
在禅宗公案中，有许多似懂非懂的对话。
一个小徒弟问：“师父，什么是佛法？”老师父总是卖关子。
最后师父问他：“吃饭了没有？”
“吃饭了。”
“那就去洗碗。”
这就是公案了。你去翻下《指月录》，里面都是这样的例子。说的就是如何让语言回到生活、回到更朴实的白话。表面上说的与问的无关，实际上他给了一个颠覆性的答案。
